论法律（7）

立法者渴望塑造人类

现在让我们审查一下Raynal（雷纳尔，1711 – 1796，法国作家）在人类由立法者塑造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立法者首先必须考虑气候，空气和土壤。他所能处置的资源决定了他的责任。他必须首先考虑他的地理位置。海岸的人口应当设计航海法律···如果是内陆定居地，立法者必须根据土壤的性质和肥沃程度制定他的计划···

尤其是在分配财产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立法者的非凡才智。作为一般性的规则，当在任何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的时候，应当给与每个人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他的家庭···

在一个未耕种的岛上，你将孩子们移民过去，你只要让真理的种子随着理性的发展一同萌芽···但是当你将一个国家连同它的过去重新转移到一个新的国家，立法者的技能就依赖于允许人们保留能够被疗治和矫正的无害的观点和习俗的政策。如果你想要让这些观点和习俗不再持续下去，你必须确保移民的下一代由一般公共教育体系来教育。一个君主或一个立法者若首先不安排聪明的人一同前往教导年轻人，他将永远建不了殖民地···

在一个新的殖民地，对于一个想要将人们的习俗和行为方式净化的细心的立法者而言，有大量的机会可以选择。如果他拥有美德和非凡才智，他所能支配的土地和人将会激发他为社会产生一个规划。一个作家事前只能模糊的描绘他的计划，因为所有的假设都是不确定的；这种问题有许多形式，复杂因素和具体情形，难以预知和确定细节。

立法者告知如何管理人们

雷纳尔对立法者如何管理人们的教导可以和农艺专家教导他的学生相对照：“对农夫而言，气候是首要的规则。他的资源决定了他的步骤。他必须首先考虑他的地理位置。如果他的土质是粘土，他必须如此如此。如果他的土质是沙，他必须以另一种方式行事。对于一个期望整理和改善他的土地的农夫来说，任何一种工具都可以使用。如果他足够熟练，他所能支配的肥料将会提示一个操作方案给他。一个专家事前只能模糊的描绘这种计划，因为所有的假设都是不确定的；这种问题有许多形式，复杂因素和具体情形，难以预知和确定细节。”

Oh，崇高的作家！请偶尔记得你肆意去处置的粘土，沙和肥料是人！他们是你的同类！他们是像你一样有智能和自由的人类！如同你一样，他们也被上帝赐予了能力，能够观察，能够计划，能够思考，并能够为他们自己进行判断！

一种暂时的独裁权力

下面是Mably（马布利，1709—1785，法国哲学家，政治家）在法律和立法者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在下面引用的段落之前，马布利假定法律由于疏忽而失效。他继续这样对读者说：
在这些情况下，很明显：政府的发条是松弛的。把他们重新拧紧，罪恶就可得到疗治···少想一些对错误的惩罚，多想一些你们所需要的奖赏。用这种方式你们将恢复你们的共和国的年轻的活力。因为自由人对此过程的无知，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罪恶已经发展到通常的政府操作无法疗治的程度，那么就诉诸短期的特别法庭，授予它相当大的权力。这些公民的想象力需要予以沉重的打击。

以这种方式，马布利弄出了冗长的20卷书。

在诸如此类的教导的影响下——它来源于古典教育——便迎来了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期待将自己置于人类之上，以安排，组织和控制人类。

社会主义者想要均等财富

接着让我们审查Condillac（孔迪拉克，1715-1780，法国哲学家）在立法者和人类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我尊敬的领主，启用莱克格斯或者梭仑这样的人物吧。在您看完这篇论文之前，为美洲或非洲的野人制定法律也许会令您发笑。限定这些游荡人群让定居下来；教导他们去照料羊群···竭力开发自然已经植入他们头脑中的社会意识···强制他们开始去履行人类的责任···使用惩罚去促使他们厌恶肉体的快乐。那么您会看到您的立法的方方面面都将引导这些野人抛弃罪恶并获得美德。

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拥有幸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些立法者本身几乎总是对于社会的目标无知，社会是通过共同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若干家庭。

法律公正包括两个方面：在公民中建立财富和尊严的平等···法律建立得越平等，相应的对每个公民而言法律就越宝贵···当所有人在财富和尊严上都平等的时候——并且当法律都没有给干扰这种平等留下希望的时候——人们如何能够再被贪婪，野心，挥霍，闲散，懒惰，羡慕，仇恨或嫉妒所煽动呢？

你在斯巴达共和国中所学到的东西将在这个问题上启发你。根据自然和平等的秩序制定法律，没有一个国家比斯巴达做得更好了。

社会主义作家的谬误

实际上在17，18世纪，人类被视为惰性物质，等待着一个伟大的君主或一个伟大的立法者或一个伟大的具有非凡才智的人物给予每件东西——形体，脸面，能量，动作，生命——这并不是不可思议的。这两个世纪人们从对古代遗迹的研究中获得滋养。这些古迹出现在每个地方——埃及，波斯，希腊，罗马——少数人根据他们的奇思异想塑造人类的场景，人们对强制和欺骗的威望又充满了感激。但是这并不证明这种情形是值得期待的。它仅仅证明自从人类和社会有能力获得改善以来，自然要想到谬误，无知，暴政，奴役和迷信也会非常强大。以上引用的诸位作家并非错在他们发现了古代制度是这样的情况，而是错在他们提议将来的人们佩服和模仿它们。这些无批判力的幼稚的循旧者，他们将古代世界的人造社会的宏伟，高贵，道德和幸福视为理所当然。他们没有理解知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和增长；随着知识的增长，可能回到正确的一边来，社会重新获得自由。

什么是自由？

实际上，我们见证的政治奋斗是什么呢？它是所有人本能的争取自由的努力。那么，这种自由——正是借自由的名义使人们的心跳加快并使世界动荡——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所有这些自由——内心的自由，教育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出版的自由，迁徙的自由，劳动的自由，贸易的自由——的组合吗？简而言之，自由不就是每个人充分的运用他的能力，只要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伤害到其他人？自由不就是对所有暴政——当然包括合法的暴政——的破坏吗？最后，自由不就是将法律限制在合理的领域，让它只能成为个人合法的自我防御权利及惩罚非正义的组织形式？

必须承认人类走向自由将遭遇巨大的阻碍，尤其是在法国。这主要是因为一种毁灭性的渴望——从教导古代文明中习得的——我们的作家在公共事务上都有这样一种共性：他们渴望将他们自己置于人类之上，依据他们的想象来安排，组织和控制人类。

慈善的暴政

当社会在努力争取自由的时候，这些将他们自己置于首领位置的有名的人士满脑子的却是17，18世纪的思想。他们所能想到的就是让人类服从于他们自己弄出来的社会发明：慈善的暴政。像卢梭一样，他们渴望强制人类温顺的套上公共福利的轭（yoke），而所谓的公共福利不过是他们在做梦的时候想出来的东西。

这一点在1789年尤其显得正确。旧政府刚被摧毁，他们就迫不及待的要让社会服从于其它人造的安排，而起点仍然是：法律的全能。

来听听这段时期的少数几个作家和政治家的观点：

SAINT-JUST（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革命的军事领导者，后与罗伯斯比尔一同被处决）：立法者指挥着未来。是他决定着人类的善。是他决定着人们是啥样。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革命广为人知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政府的功能是引导整个国家肉体和道德的力量走向我们这个国家所确定的目标。

BILLAUD-VARENNES（1756 – 1819，法国革命恐怖统治时期的工具性人物）：一个将要回归自由的国家的人必须重新塑造。必须使用猛烈的强制力和有力的行动去摧毁旧的偏见，去改变旧的习俗，去矫正颓废的情绪，去限制多余的欲望，以及去摧毁根深蒂固的恶习···公民们，莱克格斯坚定不移的严厉创建了斯巴达共和国坚固的基础。梭仑软弱和信赖他人的性格让雅典陷入了奴役。这里面蕴含了整个统治学。

LE PELLETIER（1760 – 1793，法国政治家，曾竭力主张实行斯巴达式教育，得到罗伯斯比尔的支持并被实施，93年被暗杀）：考虑到人类堕落的程度，使我坚信有必要实现完全的重建，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创造新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