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6）

社会主义者不顾理性和事实

带着这种典型的古典主义者的令人吃惊的轻信，当Fenelon将全体埃及人的幸福不是归于他们自己的智慧而是归于他们国王的智慧的时候，他不顾理性和事实：
我们找不到比这些更富足的城镇和国家的海岸了；田野，从不荒废，每年都覆盖着金色的庄稼；牧场布满了羊群；工人被土地慷慨给予它的耕种者的果实压弯了腰；牧羊人的口哨和长笛的温柔旋律在旷野回荡。门特（希腊神）说：“幸福就是人们由智慧的国王统治···”
后来，门特想让我看看遍布全埃及的满足感和富足，这里总计有22，000个城市。祂盛赞城市中的良警的管理；正义变成帮助穷人对抗富人的工具；对孩子们进行服从，劳动，节制和对艺术和文学爱好的合理教育；所有信仰仪式都得到正确的执行；每个父亲都对孩子进行无私，对荣誉的高度重视，彼此忠诚，以及对众神敬畏的教育。祂不停的称赞这个国家的繁荣。祂说：“幸福就是人们由智慧的国王以这样的方式统治。”

社会主义者想要管制人们

Fenelon的克里特（地中海岛屿）的乡村诗歌（idyl）更加诱人。他让门特说：
在这个奇妙的岛上，你所能看到的都是源于米诺斯（希腊神）的法律的结果。祂为孩子们规定的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从孩子最初的教育开始，教师便让孩子们习惯于一种节俭和勤劳的生活，因为教师认为所有快乐的感觉都将使身体和思想变得虚弱。这样，教师除了通过给予他们内心的美德观念而变得不可战胜并去获取荣誉之外，没有任何快乐···在这里教师会惩罚三种在其它的国家中不会惩罚的罪恶：忘恩负义，虚伪和贪婪。而对于炫耀和挥霍则无须惩罚，因为在克里特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炫耀和挥霍···他们禁止昂贵的家具，华丽的服饰，美味的宴会，豪华的宫殿。

门特也准备祂的学生这样的去塑造和操纵——毫无疑问以最好的意图——伊斯卡岛上的人。为了说服祂的学生相信这些观念的智慧，门特向他讲述了萨伦塔姆的事例。

我们接受的最初的政治观念竟是来自这样一种哲学！我们被教成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人们，就如教师在农艺中教导农人如何侍弄土地一样。

一种动听的名义（平等）和一种邪恶的观念

现在来听听伟大的孟德斯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为了维持商业精神，必须要求所有的法律都支持它。这些法律——正如它们在商业中所做的那样，通过按比例分割财产——应当为每个穷人提供足够舒适的条件以使他能够像其他人一样的工作。同样的法律，若将每个富人置于这样一种较差的条件之中，也应当强制他工作以维持或获利。

法律应当这样来处理所有的财产！

虽然真正的平等是民主制国家的灵魂，然而这非常的难以建立，所以在这种事情上过度的精确并不总是可期待的。只要建立统计资料将这些财产上的差别缩小或固定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便足够了。这样做了之后，再由特别的法律通过强制缴纳富人的财产和救济穷人消除不平等，从而实现平等。

这里我们找到了通过强制通过法律实现财产平等的另一种观念。

在希腊，有两种共和制。一种是斯巴达，军事共和制；另一种是雅典，商业共和制。前者，要求公民无所事事；后者，热爱劳动受到鼓励。

注意这些立法者令人惊奇的杰出才能：贬低所有已建立的习俗——混淆所有美德的通常概念——他们事先便知道了这个世界将称赞他们的智慧。

莱克格斯（Lycurgus，传说中斯巴达的立法者）以如下的方式来让他的斯巴达城获得稳定：将小偷小盗和正义的精神结合起来；将最彻底的奴役和最极端的自由结合起来；将最残暴的信念和最好的温和结合起来。看起来他将他的城市的资源，艺术，商业，货币和防御都剥夺得干干净净。在斯巴达，野心无需物质回报。自然的情感派不上用场，因为男人不是儿子，丈夫，也不是父亲。甚至女人的贞操也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美好的东西。通过这样的途径，莱克格斯将斯巴达引向伟大和荣耀。

这种可以在希腊制度中找到的肆无忌惮已经在我们现代的堕落和败坏当中得到了重现。一个偶然的诚实的立法者塑造了一群人，在这群人中，正直看起来就像斯巴达人的勇气一样自然。

威廉·佩恩（1644 –1718，英国实业家，哲学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莱克格斯。即使佩恩先生将和平作为他的目标——而莱克格斯将战争作为他的目标，他们仍然彼此在这些方面相似：他们对自由人的道德声望允许他们战胜人们的偏见，战胜人们的激情，然后引导他们各自的国家走上一条新路。

巴拉圭（南美洲中部国家）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实例[一个国家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由他们的立法者来塑造]

现在，这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认为纯粹发号施令的快感是人生最大的乐趣，他会对社会策划一种罪行；然而这总是一种统治人们的高尚观念：为了使他们更加幸福。

那些渴望建立类似的制度的人必须这样做：建立如“柏拉图的共和国”中一样的“财产共同所有制”；按照柏拉图所指示的敬畏众神；阻止外来移民与国内人混合以保持习俗；让国家而不是公民去建立商业。立法者应当提供艺术而不是奢华；他们应当满足生活必需而不是欲望。

一种可怕的观念

那些庸俗追赶时髦的人可能会大叫：“孟德斯鸠就这样说过！所以这非常好！这非常崇高！”就我来说，我要勇敢的保留我自己的观点。我说：什么！你为这个叫好，你神经错乱啊？这是可怕的！这是糟糕的！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这样随意的挑选章句来说明他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人类本身——仅仅是立法者练习他们的聪明的材料。

民主党派的领导者

现在让我们审查一下卢梭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个作家在公共事务上是民主党派的最高权威。虽然他将社会结构建立在“公民意志”之上，但是他——远甚于其他的人——完全接受在立法者们出场的情况下人类完全惰性的理论：
如果伟大的君主确实很罕见，那么，伟大的立法者不是更加罕见吗？君主仅仅是追随立法者所创造的模式而已。立法者是发明那部机器的机械师；君主仅仅是启动它的工人。

那么人们在这个过程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仅仅是被启动的机器。实际上，他们不是仅仅被认为是制造这部机器的原料吗？

这样，立法者与君主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如同农艺专家和农人之间的关系；君主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如同农人和他的土地之间的关系。那么，在公共事务上这位作家究竟将自己置于人类之上多高的位置呢？卢梭统治那些立法者，并以如下专横的措辞教导他们该如何行事：

你们想给予国家稳定吗？那么就尽可能的拉近贫富之间的距离。对富人和乞讨者都不应当宽容。

如果土壤贫瘠或没有产出，或者国家对居民而言太小，那么就转向工业和艺术，然后将这些产品换成你们需要的食品···在肥沃的土地上——如果你们缺少居民——那么就专注于农业，因为这会繁殖人口；驱除艺术，因为它们只会使国家人口减少。

如果你们拥有广泛和可使用的海岸线，那么就让海面泊满商船；你们的存在将会辉煌不过短暂。如果你们的海岸仅仅冲刷出难以靠近的悬崖，那么就让人们变得粗野并食鱼；他们会生活得更平静——可能比这更好——非常确定的，他们将生活得更幸福。

简而言之，作为通常的格言的补充，每个国家都有它独特的生活环境。这个事实本身会促使立法与环境相适应。

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希伯来人——以及稍近的阿拉伯人——将信仰作为他们的原则目标的原因。雅典人的目标是文学；卡西基（Carthage，今天的突尼斯境内）和泰尔（Tyre，今天黎巴嫩境内的港口）的目标是商业；罗茨（Rhodes，希腊东南一岛）的目标是海战事务；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罗马的目标是美德。《论法的精神》的作者已经说明立法者应当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来引导他的制度走向各个不同的目标···但是假如，立法者弄错了他恰当的目标，并以与这些事情的性质所指示的不同原则去行事呢？假如，选取的原则有时创建了奴役，有时创建了自由；有时创造了财富，有时创造了人口；有时创造了和平，有时创造了征服呢？这种将目标混淆的做法会逐渐的使法律衰败，使宪法受损。国家会不断的动荡，直到毁灭或改变，而不可战胜的本性将恢复她的帝国。

但是如果本性可以足够不可战胜的恢复它的帝国，那么为什么卢梭首先不承认获得这样的结果是不需要立法者的？为什么他没有看到，人们通过听从他们自己的本能直觉，在没有莱克格斯，梭仑（雅典的立法者）或卢梭——这些人还很容易犯错——的干预下，也会倾向于耕种肥沃的土地，倾向于在广泛和可使用的海岸从事商业。

社会主义者想要强制的统一

为了变成那样，卢梭授予社会的创建者，组织者，引导者，立法者和控制者们一项恐怖的职责。所以，他这样严格要求他们：
敢于接受一个国家政治奠基的任务的人应当相信：他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说——改变人性；将每个个体——这些个体在他们自己看来是独立和完整的——仅仅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些个体从此以后将只能从这个整体中获得生命和存在。这样，接受这项国家政治奠基的任务的人应当相信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构造；继而加强这种构造；将他们从自然中获得的肉体的独立的存在替换为一种不可脱离整体的部分和道德的存在。简而言之，要想成为这样的政治性动物的创造者的人必须消除人自身的力量，然后赋予他别的与他自己相异的那些性质。

可怜的人性！如果把公共权力交予这些卢梭的追随者们，人的尊严会变成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