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5）

社会主义作家的影响

政治家是如何变得相信这种怪异的观念的呢？他们相信法律能够用来生产它本不包含的东西——财富，科学和信仰，在肯定的意义上建立繁荣。应该归因于我们现代的公共事务方面的作家的影响吗？

当代的作家——尤其是那些社会主义学派思想的作家——将他们各种各样的理论建在这样一个共同的假设基础上：他们将人类分成两部分。一般的人——作家自己除外——形成第一个群体。作家单独的形成第二个和最重要的一个群体。的确这是有史以来进入人类大脑最怪异和最狂妄的观念。

实际上，这些公共事务方面的作家从假定人们自身没有辨别能力的手段，没有行动的动力开始。他们认为人们是惰性物质，被动的粒子，静止的原子，最多对于他们的存在方式而言是某种寻常的植物。他们认为人们易被塑造——通过另一个人的意志和手——成无数种形式，或多或少匀称的，艺术的和完美的。

此外，这些作家在社会管理（政府）事务上全都毫不犹豫的想象他自己——在组织者，发现者，立法者或奠基者的名义之下——是这种意志和手，是这种普遍性的动力源，是这种创造力，其崇高的使命是将这些分散的材料——人——铸成一个社会。

这些社会主义作家均以园艺师看待他的树的方式来看待人。正如园艺师反复无常的将树枝修成角锥状，伞状，立方体，瓶状，扇形和其它形式，社会主义作家正是这样异想天开的将人类塑造成团体，系列，中心，附属中心，蜂窝，劳动团和其它各种形式。正如园艺师需要斧头，弯刀，锯子和大剪刀去修剪树，社会主义作家也需要强制力——他们只能找到法律——去塑造人类。为着这个目的，他发明了关税法律，征税法律，救济法律和教育法律。

社会主义者想要扮演上帝

社会主义者将人们视为能够组成社会联合的原料。这是如此的真实，如果有机会，这些社会主义者对这些联合的成功有任何疑问，他们就会要求将一小部分人类隔离开来去进行试验。这种将各种体系学说进行试验的流行观念众所周知。大家已经知道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一本正经的要求立宪会议交给他一小块地区和这个地区的居民，让他去进行他的试验。

以同样的方式，一个发明家在他建造完全尺寸的机器之前他会制造一个模型；化学家会消耗一些化学品——农场主会消耗一些种子和土地——去试验一种想法。

但是到底有什么区别，园艺师和树之间，发明家和他的机器之间，化学家和他的化学品之间，农场主和他的种子之间！而且由衷的，社会主义者认为他和人类之间也存在同样的区别！

毫不奇怪，19世纪的作家们将社会视为立法者的奇异才能的人为创造物。这种观念——古典教育的成果——已经占据我们国家所有知识分子和著名作家的思想。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和作家而言，人和立法者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与泥土和陶器匠之间的关系相同。

此外，甚至在他们同意对人的情感原则和理智原则加以区别的时候，他们也将这些上帝赐予的礼物视为毁灭性的礼物。他们认为人们在这两种礼物的驱使下，将会毁灭性的倾向于毁灭他们自己。他们认为如果立法者任由人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将会变成无神论而不再有信仰，愚昧无知而不是有知识，贫穷而不是生产和交易。

社会主义者蔑视人类

根据这些作家的观点，确实很幸运的上帝赐给了特定的人——统治者和立法者——恰好相反的意愿，不仅是为他们自己的缘故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缘故！当人类倾向于邪恶时，这些立法者渴望善；当人类走向黑暗时，这些立法者向往光明；当人类被拖向罪恶时，这些立法者被引向美德。既然他们已经确定这是事情的真实状态，他们于是要求使用强制力将人类的意愿替换为他们自己的意愿。

随便翻开一本哲学，政治学或历史的书，你都可能看到在我们国家这种观念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古典研习的孩子，社会主义的母亲。在所有这些书中，你都可能发现这种观念：人类只是一种惰性物质，从国家权力那里接受生命，组织，道德和繁荣。更为糟糕的是，有这样的明确表述：人类趋向于退化，这种堕落的过程只能由立法者隐密的手才能阻止。到处俗成的古典思想说：在被动的社会之后有一种隐藏的力量叫“法律或立法者”，它启动，控制，赐利和改善人类。

强迫劳动的一种辩护

让我们先来考虑一段Bossuet（1627—1704，法国罗马天主教主教和神学家） [在路易十四的宫廷担当其儿子的私人教师] 的引文：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影响（被谁影响？）埃及人思想的东西是爱国主义···不允许任何人对国家无用。法律分派每个人的工作，这种工作从父亲传给儿子。任何人不允许拥有两份职业，也不能从一种工作改为另一种工作···但是所有人都有一项任务被强制服从：研习法律和智慧。对国家信仰和政治规则的无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原谅。此外，每个职位被分派（被谁分派？）在一定的区域···在这些良法当中，最好的法律是每个人被训练（被谁训练？）去服从它们。这样做的结果是，埃及充满了奇妙的发明，所有会让生活变得轻松和安宁的事情都不会被忽视。

这样，根据Bossuet的观点，人们源于自身的什么都没有。爱国主义，繁荣，发明，耕种，科学——所有这些都是由法律和统治者的运作所给予人们的。人们所必须做的一切就是听命于领导。

父权式政府的一种辩护

Bossuet将这种国家观念作为所有进步的来源，甚至在面对埃及人拒绝摔跤和音乐的指控中，他辩护道：
那怎么可能呢？这些艺术是埃及人的神Trismegistus [祂被说成是担任埃及人在死后的世界里的统治神Osiris的大法官]所发明的。

在波斯人中，Bossuet又声称所有一切都来自“上面”：
君主有一项首要的责任：鼓励农业···正如为管理军队建立军职一样，也应当为指导土地耕种建立公职···波斯人对王权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尊重。

再根据Bossuet的观点，希腊人，虽然非常的聪明，也是没有个人责任的意识的；像狗和马一样，他们自己是不能发明哪怕最简单的竞赛的：
希腊人，自然的聪明和勇敢，来源于早期来自埃及的国王和移民的教化。从这些埃及的统治者那里，希腊人学会了锻炼身体，赛跑，马和马车竞赛···但是埃及人教给希腊人最好的一件事是变得听话，允许他们自己为着公共利益由法律来塑造。

被动人类的观念

无须争论这些古典理论[被近代这些教师，作家，立法者，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所发展]认为：人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他们之外。作为另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Fenelon[1651—1715，法国天主教大主教，作家，勃艮地Duke的教师]。
（“古典”一词，放在不同的国家中，其内涵就大相径庭，比如英国和法国。[译注]）

他是路易十四的权力的见证。这加上他在古典研习中所受的教育经历和对古代的崇拜，自然的导致Fenelon接受人类应当被动的观念；人们的灾难和繁荣——罪恶和美德——都是由法律和立法者们对他们所施加的外部影响所致。这样，在他的《萨伦塔姆的乌托邦》中，他将人们连同所有他们的兴趣，能力，欲望和财产都置于立法者的绝对意志之下。无论有什么问题，人们不再为他们自己来做决定了；君主为他们做决定。君主被描述为组成这个国家的人的无形的聚合体的灵魂。只有君主才有思想，远见，所有的进步和所有组织的原则都由君主来决定。这样所有的责任都由他来担当。

Fenelon的《特勒马科斯》（希腊神）的整个第十部分证实了这一点。我请读者去参考这部分，随便引用这本著名的作品都能证明我的结论，对这本书的所有其它方面，首先我是要表达我的敬意的，非常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