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political party）的诞生，最早应该是英格兰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了，均成立于光荣革命之前的十年，即1678年。美国的政党兴起于1790s，最早的是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和杰斐森的民主共和党。政党统一于某种主张理论之下，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政党还是美国的政党，政党的理论都服从于国家的宪法，换句话说，国家这个容器要比政党大得多。
正常的来说，在民主制国家中，政党只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者，才能提名党员进入政府的权力机构中担任公职。而大众则只是政党的支持者，对我而言，很难想象在美国的大街上碰到一个普通人，他会宣称自己是某政党的成员，我想他通常会说：“我支持某个政党。”而在议会则完全不同了，“我是共和党员，或者我是民主党员”，等等。
这种现象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被完全改变了。共产党成了国家唯一合法的政党，国家制度由共产党独裁，国家与政党的界限被模糊了。作为世界仍未消失的共产党的理论奠基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却赢得了整个世界！” 果真如此吗？
无产者(proletarian)来源于拉丁语，指的是当时的奴隶，按照洛克的说法是“丧失了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人”。在此简要说明一下“丧失财 产”和“丧失财产权利”的区别，比如你有一栋房子，在战争中被毁，这便是丧失了财产，然而你还是可以再建；但是假如法律取消你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资格，那么即便是你亲手一砖一瓦建房，法律也不承认它是你的财产。古罗马数量众多的奴隶，多是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古罗马对无产者的通俗的说法是：他的财产只有他的后代，即是在法律上不承认他们可以拥有财产。在罪恶的贩卖黑奴运动中，美国虽然不承认奴隶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然而也没有一条法律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
而共产主义则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合法的奴隶制理论，而且是全面的奴隶制，因为在共产主义国家，除了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剩下的就是被共产党代表的众多的无产者了。在当今共产主义的中国，与纳粹德国一样，许多底层人也被吸收到共产党中来，在《纽伦堡审判》中，那个出庭作证的家仆就是纳粹党员。因而中国共产党就分为党的领导者和普通党员，在这个庞大的独裁体系中，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党的元首的继承方式，因此几乎不可避免的产生过渡过程中的阴谋和内部残杀。
在共产党之外，就是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被称为“无产者”的大众了。“无产者光荣”这种社会气氛曾经充满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一段时期，而在此之前的十年和最近三十年则并不如此。在前十年，为了建立它的公有制，若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不乖乖交给共产党来处置，稍有反抗便被处决了，甚至将那些对共产党的这些做法稍有异议的知识分子也处心积虑的设计圈套，进行折磨甚至予以处决。于是共产党在法律上确定了它对整个国家财产的最终所有权，即它自己所宣称的 “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庞大的文盲半文盲的中国农民和工人，共产党用镰刀和榔头代表了他们，甚至都不用考虑用更复杂一点的劳动工具了，因为对于贪婪的 野心家而言，利用的就是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他们不知道，对于一个无产者来说，即便他目前一无所有，而在法律上承认他拥有享受财产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代表了他 的利益说话的；他们不知道，财产总是与所有者联系在一起的，剥夺每个人享有财产的权利，那么谁将来享受那些财产？他们不知道，将他们打上工人农民的烙印的 制度是严重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的，约翰·亚当斯可以做律师，也可以到乡村去耕种土地，帕特里克·亨瑞经营农场失败，可以选择来做律师，职业应该可以自由选 择；并且，中国农民的迁徙权利遭到了“户籍制度”的严重侵犯，人们可能很快会忘记或者从来不知道农民花钱购买“城市户口”和“暂住证”的历史了。在他们狭 隘的经验范围内，他们变成了崇拜魔鬼的贱人，中国则堕入了最黑暗最无理性的时代。
美国的尼克松来了，这个奥威尔所预言的“商人”，让中国共产党这个邪恶的政党存活了下来，而它自己也渐渐恢复了理智，完全废除私有财产的法律变成了 非常有限的承认私有财产。它用各种各样的政府文件做出承诺，然而又不断的违背它，因为专制统治就是无需履行承诺的政府体系，它也无法如实履行；它宣称它的 权力来源于中国“无产者”的农民和工人，然而不管他们同不同意，它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它的司法体系不止缺乏正义，这便是造成九十年代之后 宏大的“上访”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些无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为与民主世界同样自称为“共和国”的共产主义中国辩护时，总是说国民的素质有待提高才能采用真正的民主制度，要么就挂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无耻招牌。然而，孟德斯鸠早在两百多年前就已经说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人们完全有资格选举那些接受授权的官员。他们只能决定他们并不陌生的事情，事实上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当一个人参加了许多战斗并获得了胜利，他们 能够告诉你；因而他们有能力选举将军。当一个法官在工作中勤勉一丝不苟，获得了普遍的满意，从未受贿赂的指控，他们可以告诉你：这便足以选举 praetor。他们对同胞的财富或富丽堂皇惊叹不已；这便足以选举edile。他们在公共论坛能够比君主在他的王宫中对这些事情更为熟悉。但是他们能够 主导复杂的事务，抓住和促成行动的时机吗？答案是否定的；这超越了他们的能力。
我们应当怀疑人们在对美德的辨别力方面的自然能力吗？我们只要一睹古代雅典人和罗马人一系列的令人惊奇的选举；没有人会认为那是冒险。”
（The people are extremely well qualified for choosing
those whom they are to entrust with part of their authority. They have only to
be determined by things to which they cannot be strangers, and by facts that
are obvious to sense. They can tell when a person has fought many battles, and
been crowned with success; they are, therefore, capable of electing a general.
They can tell when a judge is assiduous in his office, gives general
satisfaction, and has never been charged with bribery: this is sufficient for
choosing a praetor. They are struck with the magnificence or riches of a
fellow-citizen; no more is requisite for electing an edile. These are facts of
which they can have better information in a public forum than a monarch in his
palace. But are they capable of conducting an intricate affair, of seizing and
improving the opportunity and critical moment of action? No; this surpasses
their abilities.
Should we doubt the people’s natural capacity, in
respect to the discernment of merit, we need only cast an eye on the series of
surprising elections made by the Athenians and Romans; which no one surely will
attribute to haz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