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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February 10, 2014

政府为什么没有扫黄的权利?

中国的新年刚过,推特就传出土共国央视对广东东莞扫黄的大新闻,于是,虽然在土共严密的网络监视之下,反对和嘲笑央视的言论还是层出不穷,舆论终于不那么好引导了。但是,土共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并非完全无用,这也是土共国的网络控制与网络建设同步却至今仍未放弃而是不断加强的动力,它扰乱了人们的是非观念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土共的努力获得了丰硕的果实;而正是这一点促使我不得不写点文字与那些我的同类——人,或者外延上更小一点的“中国人”——能够有某种程度的交流,愿神的光明能够进入这黑暗的土共国,愿我们罪恶的内心从此悔改,追逐光明胜过甘愿受黑暗的威逼利诱。

东莞在九十年代——或许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大量引进外资,大建工业区,大建厂房,经过短短的几年或许上十年的时间,东莞就成为了颇具规模的制造业基地,其中外资投资者以台湾和香港人为主。大量工业区的建立如同强劲的真空机,把内地无所事事的农民抽向东莞以及整个珠三角地区。在2000年左右,内地人跑到东莞还是很容易进厂找份工作的,虽然工资也没有多少,这是大量工人所能切身感受到的。另一方面,所谓的宾馆酒店业——即高档卖淫业——那个时候其实也同步蓬勃发展起来了,厚街镇的卖淫业最为兴旺,只是这不是普通产线工人所能够感受到的。恰好2002年我有过这样一次经历,当时我在一台资企业工作,办公室不超过十个人。有一次老板打电话叫我送钱去某某宾馆,结果一进门就大开眼界,几十个年轻女孩身穿性感的服装列队问候“欢迎观临”,而我其实不过是一个跑腿的,在这种氛围中极为不适,送完钱就赶紧逃离。最近我意料之外发现了一个台湾网站,人们在上面探讨东南亚嫖妓的经验,泰国的Battaya,菲律宾的Angeles,还有中国,虽然我没有确证他们说的是东莞,然而对台湾人来说,广东的东莞就如同泰国的Battaya或者菲律宾的Angeles,只是东莞多了个严打的概念,这是没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比较难以理解的。

其实这里央视和很多人所谈论的东莞卖淫业还只是其中的高档卖淫业,它们以宾馆酒店为基地,以警察为保护,以台湾香港人为主要顾客,价格几百上千。另外还有大量的街头卖淫者,以当地的出租屋为基地,以黑帮为保护,主要以底层人为顾客,几十上百,与前者是有不小的差距的。这里有一个看似不可思议的悖论,这是土共国的特色,那就是以正义者的姿态扫黄的警察在平时反而是收取了大量保护费的保护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保护者也许并不恰当,因为卖淫组织者在进贡保护费之后,获得的只是不受警察的骚扰,如同人们养了狮子,只有不停的填饱它的肚子才能免受它的伤害。那么,此次东莞扫黄事件,难道是这些卖淫组织者未进贡的原因?通常的情况,如果只受地方警察权力的控制,受到骚扰的或许只是那些未进贡或进攻不满意的宾馆酒店;但如果有更高级的权力的干预,地方警察所能做的便是事先通报叫大家收敛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称警察为“保护者”也并非空穴来风。

说了这么多事件的背景,现在开始回到本文的主题:政府为什么没有扫黄的权利?

男人嫖妓女人卖淫确实是一种罪恶,这是圣经反复提及的。然而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如果有无罪之人,他便可以用石头砸她(约翰福音:87)。众人听到这话,便一个接一个的散去了。在中国文化中浸泡的人,知道卖淫是错的,却少有人像那时围观的犹太人一样能够意识到自己并非无罪之人。也许有人会问:照你这么说,只有无罪的人才有权利审判有罪的人,那么圣经也表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么岂不是任何世俗权力的建立都丧失了根据?确实,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即便年幼的婴孩,在面临罪恶的掌权者撒旦的威逼利诱之下也难免跌倒,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论说,任何世俗的权力——意即人所拥有的或通过授权所获得的——因为人的罪性,而被大大的缩减了,这其中就包括审判妓女的权力,已经被耶稣基督剥夺了。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在夫妻关系中如何的忠诚对方,在淫乱的罪之外,我们或多或少的犯有与之相当甚至更大的罪恶,这也是生活在无神论政权之下极端痛苦的原因,因为这样高高在上自诩为全善全能的政权如果要对任何个人进行指责,那么无疑它是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即使还有极少数敬畏上帝的人,确实可以在人前称之为“无可指责”,然而,这不能成为我们要建立起这样一种权力——由掌权者来惩罚嫖妓卖淫行为——的理由。

虽然如此,在卖淫案件中,也并非绝对禁止政府权力的干预。居高临下的政府权力除了行使必要的审判罪行施以惩罚之外,还有另一种职能,那就是阻止强迫和施暴行为,任何个人置于这种情境之中都可以正当的行使这种权利,为自己或帮助他人,因而通过政治授权权力也可以行使这种权利。在英国法律的传统中,强奸,即使其中的受害者是妓女,在她叫停的那一刻也表示权力可以正当的介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法律的统治之下,女人反抗性的尖叫可以成功阻止进一步的侵犯行为,或者虽然不能阻止,但可以成为法律惩罚进一步的侵犯行为的根据,若没有这种法律,女人的尖叫在强悍的男人面前就没有什么意义。另外,惩罚卖淫组织者也并不恰当,正如土共国所发生的那样,这通常成为警察索取高额贿赂的理由,然而确实有一种情形是政府权力可以正当干预的,那就是阻止卖淫组织者对妓女的强迫性卖淫。

在由无神论所支撑的土共国,实际的情况远比浮上表面的偶发事件要糟糕得多。在那里,没有真正的法律,有的只是伪造的法律,这是系统性的罪恶,它甚至迫使生活在这种体系之中的人不得不漠视神所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律法,而不再有正义和是非之分,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教育体系制造了这样一种观念,在这个观念体系中没有神的位置,我们认为只要在善的借口(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真的以为那是善,成年之后逐渐学会伪装成善)之下,掌权者便可肆意而行。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的坐标系中,无政府状态充满着个人的罪恶,而乌托邦则充满着政府权力的罪恶,现代国家的法律,其主要约束的目标已经越来越趋向于政府本身了。

Tuesday, July 3, 2012

西部片中的政治哲学

我看得最早的一部西部片是《西部往事》,大约在2004年底,当时网上正流行avi的电影和电驴,这部影片的色彩和音乐征服了我,使得我在之后许多年都坚持认为这是我所看过的最喜欢的一部影片,直到见识过更多的影片。我在2009年底开始翻译洛克的《论世俗政府》,虽然我的英文不够好,然而洛克行文的逻辑魅力吸引着我完整的翻译了这部著作。我将西部片视为是对洛克的政治哲学的一次演绎。

我搜集的这个20部西部片的清单,应该说可以作为美国西部片的代表。美国在南北战争的前后五十年,前五十年由东部沿海向西扩展了一倍,到达大平原的东部边界,也就是明尼苏达州至路易斯安那州一线;南北战争之后,人们开始越过大平原寻找定居点,到20世纪初,基本形成了今天的美国领土。西部片讲述的故事便是主要以这后五十年为历史背景的。西部片繁荣的黄金时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这主要依赖于一个数量可观的西部小说作者群,他们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他们自己开始懂事有记忆的时候,曾经发生在西部的自然状态差不多已经终结了,人们结成了政治社会,建立了地方和州政府,于是小说家们开始回过头来讲述他们的父辈甚至祖父辈曾经经历的西部世界的故事。

西部故事当然少不了与印第安人的冲突,不过这种事情有点无可奈何,因为印第安人还停留在部落文明,抛开战争中力量的强弱悬殊不谈,面对西部大量定居点的快速形成以及如何有序化的问题,这种原始的统治模式不可能给出答案。《与狼共舞》就讲了这么一个无可奈何的故事。

而此时的美国,面对领土扩张的问题已经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这些法律的基础可以说就是洛克的财产理论,即劳动使劳动者获得财产权。首先它通过联邦政府获得联邦领地,称为“territory”,任何人,包括国外移民,都可自由迁入,林肯在南北战争期间发布过一个“西部定居法案”(Homestead Act 1862),规定只要年满21岁,不论是国外移民,单身女性还是以前的黑奴,在65英亩的土地上定居,改善并耕种土地5年,就可拥有这片土地,而手续费只要18美元。

这样的联邦领地的定居点,随着定居点人口的增加,就会必然要求建立地方政府以结束无政府状态,亦即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就是人人权利平等,尚未建立统治权力的状态,因而每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都可自行审判自行执行,这种状态似乎值得向往,其实洛克早已指出,相比专制和暴政,它确实要好得多,然而这仍然是一种糟糕的状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自以为是,社会便缺乏共同的标准。然而无论如何,未脱离自然状态的状态便是许多西部片的背景,换成专制的制度背景,就只能是中国的19世纪,毫无生趣,太监盛行。

简单粗陋的地方政府,就是警长加几个警员,法庭和镇长。另一方面,随着州的规模的逐渐形成,由领地转为正式的州,便可以向联邦政府选举议员,参与选举联邦官员等一切作为一个州所具有的权利。1962年的《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便是讲述一个法学毕业生到一个联邦领地的小镇上,准备做个律师,然而在去小镇的路上便被一伙黑帮抢劫,被痛打一顿之后被告知,这里是枪而不是法律统治的地方;然而最终法律获得了胜利,律师被选为新建之州的州长,继而被选为联邦参议员。

这里所说的法律,当然是指美国所建立的法律体系,这套法律体系要求当人们进入政治社会之中,建立政府之后,便放弃自然状态中自行审判自行执行的权力,除非在不得不这样做的情况下;然后将这些权力交与司法权力。在自然状态中,当一个人受了另一个人的伤害,他可以去复仇,由于枪的存在,人的力量差距可以被缩小;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便讲述了这样一个反复报复的故事,直到双方认为扯平为止。在政治社会中,除非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只能交由司法权力去审判和惩罚罪行,而不能随意的自行解决;1943年的影片《The Ox-Bow Incident》说的就是一个不经正当法庭而进行审判的事件,虽然他们确实是被正义感所驱使,至少他们的领导者是这样。

当政府不够胜任惩罚罪行的功能,并且受害者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亲自惩罚施害者,他还可以通过雇用人员去实现对施害者的惩罚。《Unforgiven》(《不饶恕》)讲述的是一个妓女受到嫖妓者的伤害,而警长却予以纵容,不得已妓院的女老板和她的姐妹们凑了赏金,雇人对施害者进行惩罚。这不能说一定是正当的,然而在政府不能履行必要的功能时,也无可指责。《True Grit》同样讲了这么一个雇佣报复的故事,一个被害父亲的小女儿雇用了联邦警长。

这些西部新建定居点的逐步形成,除了有必要建立地方和州政府,新闻出版也是必不可少的,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一种没有出版自由的社会,大众愚蠢不堪,任由专制力量的摆布,没有道德,没有正义。最早获得最佳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西部片《Cimarron》讲述了这样一个西部办报人的故事。

在西部定居,开放的土地逐渐变成私有财产,冲突难免产生。《Red River》(《红河》)中的牛仔比较幸运,而《Open Range》(《开放牧场》)中的牛仔就不那么幸运了,一个同伴去小镇寻求补给,结果遭到了定居地的警长的残酷对待,于是战争开始。

还有许许多多的西部故事。1958年的《The Big Country》,讲述的是两个家族因为争夺水源而结仇,最终以两家之长在决斗中死亡而开启新的生活。我有时想想影片的这种结局,觉得很多时候还真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人们心中那顽固不化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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