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适1919年的《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个题目经常成为他的徒子徒孙们自以为高明的主张，直到近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成为不少人的口头禅。然而，先抛开今天这些一代不如一代的胡适的跟随者们，让我们回到胡适的那个时代去看看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为何而争论。
2，中国近代深受苏俄或者说苏共的国家学说的残害，是相当明显的一个事实，如果有人提出要予以证明，我都不知该如何回答了，正如要求美国人去证明他们相信的那些道理一样，他们也只能在独立宣言中说“我们坚持认为以下的这些道理是不需要证明的”。
3，在胡适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一个多月，李大钊发表了《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宣称：“说某种主义学说是异端邪说的人，第一要知道他所排斥的主义学说是什么东西，然后将这种主义学说的真相，尽量传播”。而李大钊坚称以言论自由所传播的“异端学说”也并非他的原创，而是苏俄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4，中国人至今都没有国家和教会分离的清晰概念，和胡适那个时代是一样的。那几十年，人们谈信仰，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指的相信某种国家学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今天，当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原来别人说的信仰，指的是宗教信仰，“异端”指的是某个教派内的非正统学说。
5，马列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有千万种，而只有它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谓之“科学社会主义”，它指出了人类通往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然而事实是，虽然各种社会主义都是邪说，马列的社会主义则是最邪恶的国家学说。最邪恶的总是伪装成最诱人的，这总是一条有效的警告。
6，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列的社会主义，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它降到了它的恰当位置上，它只能是一种政党学说，而不再僭越到一种国家学说的位置上去。无论什么政党学说，一旦变为国家学说一定会是“邪说”，政党居于国家之上，这不可能是对的。
7，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在延续了两年多年的专制的末世，关于这个国家的学说，已显见的“破烂不堪”，中国的皇帝认为全世界都是他的天下，如果不是，那么一定是世界出了问题，连最基本的国际法的概念也没有。不过，中国古代的专制有一个优点，它限制了臣民的经济活动，因而自然资源得到了最好的保留。
8，在这个时候，最凶恶的国家学说被引入了中国，然而它又包装的那样漂亮和正义。在李大钊的一本正经面前，竟然找不到一个对手，没有人能够知道苏俄的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然，李大钊也不是什么理论高手，他只不过是一个理论贩子。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卖老鼠药的江湖人士，胡适也无法揭下对方的伪装。
9，不仅如此，实际上，李大钊之流的贩卖是成功了的，对手全军覆没。社会主义得到了所有知识分子的认可，苏俄成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幻想的“天堂”。胡适在1948年的《自由主义》中还把社会主义当成他的自由主义的一部分，丁文江在《我的信仰》中说“近年来苏俄的口号‘个人尽其所长来服务于社会；个人视其所需来取偿于社会’是一个理想的目标”。甚至傅斯年在《罗斯福与新自由主义》中还把罗斯福新政视为“不那么强烈的社会主义”。
10，国家的学说，通常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成为最大的问题，因而也是理论家给予回答创立自己的“主义”的契机。二十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对于美国而言，它的国家学说早已确立，国家制度早已得到稳固的建立，因而即便遭遇“罗斯福新政”，它的后果也不严重，并且这种思路正是面对战争时所需要的。一个国家在抵抗外敌时公民通过授权给与总统较多的权力，必然意味着减少个人自由；然而，这首先是一种临时授权，恢复和平时即终止，并且在美国的国家框架中，总统应该如何行使这种战时的较大的权力，在法律上并不是懵然无知的。然而这五十年对中国而言，除了共产党篡夺政权之外，就是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学说的胜利，在这种极权主义的国家学说中，在理论上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现实中它的公民则一路从深渊走向深渊。
